1949年春，西柏坡，王稼祥刚参加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便把他请到住处，谈起一个看似地理、实则关系国家根基的问题：“全国胜利后，中央政府设在哪里合适？”王稼祥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把西安、开封、洛阳、南京、北平等地放在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中逐一权衡。 这个问题之所以交给王稼祥，并不只是因为他熟悉各地情况。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知道，这位老战友在关键时刻敢于坚持判断，也敢于承担责任。八年前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正是那个率先支持毛泽东调整军事路线的人。 王稼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泾县。家庭条件谈不上优裕，但能够供他读书。青年时期，他先在上海求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逐渐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那段经历让他认识了王明、博古等人，也使他较早接触到党的理论和组织工作。1930年回国后，王稼祥进入中央宣传部门工作。不久，中央决定派干部前往中央苏区，他主动提出到江西瑞金去。 当时，中央苏区正处在“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之下。因为同王明、博古有留苏同学关系，王稼祥一度被视为他们这一派的人，并先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有意思的是，职务越高，接触实际越多，他越难以忽视一个事实：根据中国农村和战争环境制定办法，往往能够调动群众、保存力量；照搬书本上的作战方式，却常常让部队陷入被动。 1932年宁都会议，是一次重要转折。会议讨论是否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让他主要负责政府工作。多数人赞成这一安排，王稼祥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这张反对票没有改变会议结果，却说明他已经开始把革命实践放在个人关系和派别归属之前。毛泽东职务被调整后，王稼祥仍多次前去探望，两人谈形势、谈战争，也谈根据地建设。共同的思考，逐渐形成了彼此信任。 长征开始前，王稼祥因伤势严重，行动十分困难。有人提出把他留在后方，毛泽东得知后明确表示，不能把王稼祥留下，要想办法带上。周恩来等人也表示赞成，王稼祥便在担架上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 这段同行经历，对遵义会议产生了直接影响。王稼祥与毛泽东长时间交谈，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军事指挥上的根本问题，不是一次战斗胜负，而是脱离实际的指挥原则。 到达遵义前后，他先同张闻天交换意见。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产生了疑问。王稼祥随后又同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等人沟通，推动大家把问题摆到会议桌面上解决。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举行。博古在发言中强调客观困难，周恩来承担了军事指挥失误的责任。毛泽东则从战略和指挥原则入手，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被动局面的根源。 王稼祥的发言十分关键。他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主张让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参与和加强军事领导。这个态度不是简单附和，而是对过去战争实践的判断。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上的重要核心，中央红军的行动逐步摆脱了原有的僵化模式。四渡赤水等一系列作战，正是在这一转变下展开的。王稼祥并非最高军事指挥者，却在决定谁来纠正方向的问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认为会议能够形成新的领导和军事路线，与他的支持密不可分。王稼祥本人却很少把这段经历拿出来宣传，更多时候承担具体工作。 话题回到西柏坡。面对毛泽东关于定都的询问，王稼祥分析说，西安位置偏西，南京靠近东南沿海，开封、洛阳虽有历史地位，但当时经济和交通条件不足以支撑全国政治中心。北平地处华北，基础较好，战略位置也更适合建立新国家的首都。 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北平后来改名为北京，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这个选择当然经过了中央多方面研究，但王稼祥在讨论中的判断，体现了他一贯的特点：不迷信名气，不拘泥传统，而是从现实条件出发作决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还征询王稼祥的工作意愿，是留在国内担任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还是出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选择了后者。临行前，毛泽东亲自致信斯大林，介绍这位长期共事的同志。这个安排，也成为王稼祥革命生涯中另一处重要节点。 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