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评价，往往不是由某一次外交争端决定的，而是历史记忆、国家利益、媒体舆论和安全政策长期交织的结果。2026年7月，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全球民调引起关注，日本和以色列的对华好感度都处于明显低位。一个是中国的邻国，一个与中国相隔遥远，两个国家为何会在对华认知上出现如此相似的负面趋势？ 这份调查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人数超过4.5万人。全球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评价的比例中位数为51%，负面评价中位数为39%。日本的正面评价只有11%，以色列为19%。特别是以色列，正面评价从2025年的33%降至19%，一年减少14个百分点。这个变化值得关注，因为它说明以色列社会对中国的认识正在经历明显转向。 需要注意，民调测量的是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并不是专门调查是否支持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日本11%的数据是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的最低值，以色列19%则处于历史低位。标题所说的两个国家之所以值得重点讨论，关键就在于它们的负面评价已经有了相当突出的数据支撑。 日本的情况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中日两国从地理位置到经济结构都有密切联系，日本企业在中国拥有长期经营基础，中国市场也与日本制造业供应链存在紧密联系。按正常的国际关系逻辑，长期经贸合作应该有助于增进社会了解，可现实中的政治关系并没有随着贸易往来同步改善。 历史问题是其中无法绕开的因素。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有大量档案和史料可以证实。日本社会内部虽然存在正视历史、坚持和平路线的力量，但部分政治人物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以及围绕靖国神社的争议，长期损害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 这种历史问题还会影响两国民众对现实事件的理解。当日本政界出现淡化侵略历史的言论时，中国社会自然会产生警惕；当日本国内的政治讨论不断将中国塑造成安全威胁时，两国民间交流也容易受到影响。历史认知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现实合作就很难获得稳定的社会基础。 比历史问题更直接的，是日本近年来的军事战略变化。日本已经不满足于过去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安全安排，而是在不断扩大远程打击能力、调整西南方向部署，并加强与美国的联合军事生产和训练。这些变化使中国不得不更加关注日本军事政策的实际走向。 2026年1月9日，日本政府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534名受访者中，68%将中国军事技术进步以及中国在日本周边和南海的活动列为最主要的安全担忧。三年前同类调查中的这一比例为61%。另外，94%的受访者对日本自卫队持正面评价。 这组数字比简单的外交口号更值得研究。它说明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安全担忧，已经成为支持防卫政策调整的重要社会背景。政府强调周边风险，媒体持续关注海空军事活动，社会对防卫力量的认可度上升，扩大军事投入便更容易获得国内支持。 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谈及台湾地区局势时，将特定情 形 与日本可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联系起来，引发中日外交关系严重紧张。中方要求日方纠正错误言论，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这场争议此后一直影响两国政治互信。 进入2026年，这场风波并没有因为时间推移而自动消失。日本政界与中国保持接触的同时，军事合作仍在推进。2026年8月，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试图为两国关系寻找缓和空间，但日本政府最高层并没有就此前争议作出令中方满意的纠正。 10月28日至29日，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盟防长会议期间，日本与美国又达成新的军事生产合作安排。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两国将建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联合生产设施，涉及F-35战机使用的AMRAAM导弹。日本方面还以中国舰艇通过大隅海峡为由，强调加强地区威慑能力的必要性。 这个进展值得重视。过去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很多时候依赖美国提供武器装备；现在双方开始进一步加强日本境内的导弹组装和检查能力。这意味着日本不仅在增加防卫预算，也在提升军工生产体系的参与程度。对于地区安全格局而言，军事工业合作比一次普通的联合演习更具有长期影响。 11月3日，NPR又报道了日本面对周边核大国压力时的外交困境。报道涉及日本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以及日本社会对美国支持力度的担忧。这说明日本的安全环境并不只是中日之间的问题，东京同时需要处理与俄罗斯、朝鲜以及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军事观察角度看，日本现在面临一个值得注意的矛盾：一方面希望依靠美国增强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军事建设成本。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防能力发展，是日本制定安全政策时无法回避的现实，但日本不能把自身的所有安全问题都归结为中国，也不能以安全焦虑为借口突破战后国际安排。 以色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则是另一条完全不同的故事线。以色列与中国没有日本那样复杂的近现代战争历史，两国过去在农业、医疗、科技和基础设施领域有过合作。以色列拥有较强的创新产业，中国市场则有庞
